4月1日，湖北省發(fā)改委網站密集批復了華中科技大學的10個建設項目，這些項目全部與提高應對重大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事件的能力相關，估算總投資超過100億元。其中，僅該校應急防控P3實驗室及檢測中心的建設便需要花費17億元。

除了中科院武漢病毒所的P4實驗室外，武漢地區(qū)目前至少已經有5間P3實驗室，而計劃中的華中科技大學P3實驗室將比現有P3實驗室加起來的總面積還要大。對此，武漢的一位病毒學家表示，作為國內病毒學研究的重鎮(zhèn)與九省通衢之地，武漢再新建一個P3實驗室無可厚非，但不能各自為陣，而是應當建一個平臺型的P3實驗室輻射華中地區(qū)。更重要的是，華中科技大學并沒有病毒學研究的基礎，缺乏一支支撐P3實驗室運營和研究的隊伍，“羅馬并非一天建成的。”

另一方面，廣東省科技廳原廳長、韶關市市長王瑞軍在今年全國兩會上透露，廣東省已在推進制定《廣東省生物安全實驗室體系建設方案(2020-2025)》，擬規(guī)劃建設25~30個P3實驗室，其中至少要有七八個能夠做大動物模型研究的“P3+”實驗室，他說，“希望三年內我們能夠解決基本的P3實驗室的需求，在5年內至少建成一個P4實驗室。”

眼下，盡管關于疾控系統(tǒng)的改革方案尚未出爐，但一場與感染病預防控制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熱潮已然掀起。其中以P3實驗室在全國的遍地開花為典型代表。

需求與門檻

生物安全實驗室在國際上被分為P1、P2、P3和P4等級，其中，P3實驗室的負壓狀態(tài)，可使其內部氣體不會泄漏造成污染，因此適用于處理可通過呼吸途徑使人傳染上嚴重、甚至是致死疾病的致病微生物或毒素。

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院長張辰宇一直在研究微小RNA的抗病毒作用。早在2017年，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就曾吐槽，“我們沒有P3、P4，做不了實驗，只能到外面的實驗室去排隊，一排就兩三年，非常受限。”

在新冠疫情期間，張辰宇寄希望于能夠開展微小RNA抑制新冠病毒的相關實驗，但缺乏設施。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自己曾試圖跟江蘇省疾控中心P3實驗室——江蘇省目前僅有的兩個P3實驗室之一的相關負責人溝通，希望能夠借用，但因為種種原因對方沒有同意。他最后通過各方找資源，在武漢的P4實驗室排隊進行了研究。

清華大學醫(yī)學院副院長張敬仁的研究對象是結核桿菌等病原體，2010年回國來到清華后，便開始為P3實驗室的建設奔走。2012年，學校從美國哈佛大學招聘了一個相關領域非常出色的學者回來，并承諾會建成一個P3實驗室以便對方開展研究，但此事一直未能成行。這位學者后來申請到了蓋茨基金會的一個大項目，但是因為清華沒有設施，無法將項目落在學校，去年便回到了哈佛。

作為中國頂級牛校，清華這么多年來無法建起來P3的原因，張敬仁解釋說，是由于審批的阻力很大。在程序上，需要從學校上報到教育部再報到國家發(fā)改委，還有北京市環(huán)保局、國家科技部等等。其中，僅環(huán)評一項就很難通過：要求對兩公里半徑以內的居民做抽樣調查，周圍的人都要同意才可以。所以，光是P3的選址這個問題就已經卡住了。在觀念上，長期以來，社會公眾與監(jiān)管者認為這類設施的危險性大于益處，為避免危險，往往傾向于不建。相比之下，美國的P3實驗室審批要寬松得多。

因為沒有硬件設施研究活病毒，清華醫(yī)學院的重大傳染病基礎研究，只能“研究病原的‘皮毛’、‘骨頭’。”張敬仁說，這次新冠發(fā)生以后，大家感到很著急，盡管發(fā)表了許多論文，但都限于蛋白、分子層面，或者是找合作機構一起研究。“國家給清華這樣的學校投了很多錢，也有很多創(chuàng)造性很強的人，但只能在問題的外圍做文章，沒辦法做一些實質性工作。”

關于國內P3實驗室的數量，張敬仁說，多年之前，官方公布的數字在40間左右，近年增加了一些，但總數應該不超過60間，其中絕大多數屬于疾控系統(tǒng)，以應用為主要目標，在高校中用于研究的P3實驗室不超過10間。

武漢大學2003年獲批了國內第一個高校P3實驗室，并在兩年后新建了一個動物P3。該校病毒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藍柯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國內高校的P3數量太少，跟高校的研究力量不相稱。反過來這種缺乏又會影響到人才建設。因為病原微生物領域科研工作者的數量，其實在某種程度上取決于設施。

廣東省科技廳原廳長、韶關市市長王瑞軍指出，美國有近1500個P3實驗室，幾乎只要是醫(yī)療機構或醫(yī)學院都有設置，相比之下，國內P3、P4實驗室方面的短板非常突出。另據世界衛(wèi)生組織統(tǒng)計，截至2017年底，美國的P3+實驗室數量總共有7個，P4實驗室有10個。

張辰宇所在的南京大學P3實驗室作為科研基建的項目之一，也已經建設完成了，建設費用為1200萬元~1500萬元，每年運行經費300萬元~500萬元。經過新冠疫情，張敬仁相信部分高校，包括清華的P3實驗室會很快建起來。

閑置與成本

2003年的SARS結束后，江蘇省疾控中心當年新建了一棟大樓。在大樓的第三層，一個大約150平方米的P3實驗室在此落地。當時，鑒于1989年建的老P3實驗室一直沒有真正用起來，江蘇省預防醫(yī)學會會長、時任江蘇省疾控中心主任的汪華堅決不同意新建一個，但那時候“這是一種時髦”，建了P3被認為是實力的一種標志。

大約同年5、6月份，江蘇省疾控中心剛剛在新的P3實驗室里將SARS病毒分離出來，做了分類培養(yǎng)，國家有關部門便來了一個文件，不允許各省自己做SARS病原相關工作，要將標本和培養(yǎng)的細胞一部分銷毀、一部分送到北京。在那之后，這個實驗室便因為沒有再遇到什么高致病性病原引起的疫情而長期空置，平時偶爾用于HIV、耐藥結核菌等病原體的研究。江蘇省疾控中心生物安全實驗室主任介紹，這些年，實驗室每年平均的運轉時間大約只有一個月。

但現在，越來越多的P3實驗室將會涌現。5月9日，國家發(fā)改委、衛(wèi)健委與中醫(yī)藥局三部門聯合制定的《公共衛(wèi)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設方案》提出，要實現疾控體系的現代化建設，而實現這一目標的具體做法，便是每個地級市至少有一個P2級別的實驗室，每個省份至少建設一個P3級別的實驗室，以提高對病原體的檢驗和檢測能力。

一些省份已經積極行動起來。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四川大學華西醫(yī)院院長李為民就透露，四川將分別在四川大學華西醫(yī)院和四川省疾控中心布局兩個P3實驗室，且有望在一年內建成。

在福建省福州市，一個占地面積5萬平方米的新疾控中心即將拔地而起，新選址將包括公共衛(wèi)生應急指揮中心、慢病防治中心與生物安全防護三級實驗室(即P3實驗室)等。

在江蘇省內，汪華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最近打申請報告想建P3的機構，包括大學、三甲醫(yī)院，加起來大概有15家到20家。但他指出，“我們國內整體的科研水平和病原微生物的研究水平，還沒到這個需求，過去很多P3實驗室放在那兒，常年都不用了。而且建那么多P3有人來維持嗎?從事這項工作的人因為沒有對應專業(yè)，都是改行來的。”

多位受訪專家提及，國家CDC的各類P3實驗室加在一起可能有大約20間，但多數并未充分利用，一般的病原體檢測和研究也不需要動用P3。一位公衛(wèi)專家直接質疑說，“這么多年來，像SARS、新冠這樣的病原體多少年才遇到一次?”

上海市臨床公衛(wèi)的P3實驗室是使用率比較高的地方。上海公衛(wèi)臨床中心新發(fā)與再現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徐建青說，一方面，上海市開展病原體研究的團隊比較多，另一方面，該實驗室也以委托或培訓的方式支持這些團隊使用這個設施。有一年，該實驗室的運行天數達到了287天，算上維修、檢查、消毒等活動，差不多一整年都在使用中，但徐建青說，國內使用率這么高的P3實驗室其實非常少。

P3實驗室的建造與運行花費不菲。有專家指出，如果一平方米民用房的修建成本在5000元~1萬元，那么每平方米P3實驗室的建設成本會達到6萬~8萬。而P3一旦運行起來，就不可能輕易關掉。上海市公衛(wèi)臨床中心的P3實驗室于2008年3月投入使用，面積大約390平方米，屬于中等規(guī)模。徐建青算了一筆賬：實驗室的整個空氣濾過體系，包括初效、中效和高效三套系統(tǒng)，每年更新一次需要100多萬元，進一次實驗室，如果用好一點的隔離服，一套成本大約95元，更不用細算水、電的消耗??其運行成本比普通實驗室高出幾十倍甚至上百倍。

江蘇省疾控的P3實驗室面積較小，核心區(qū)只有20多平方米，加上配套的準備和緩沖區(qū)域，整體面積大約150平方米。但即使是這么一塊彈丸之地，也讓汪華有些頭疼，“負壓數值每周都要調，定期更換濾膜貴得不得了。我們專門有一套人馬在里面，每年沒有個幾十萬塊錢肯定是不行的，這不是一般的代價。”

錯配如何彌合

一邊是科研人員找不到P3實驗室做實驗，另一邊是疾控系統(tǒng)內的P3存在長期閑置。這種錯配，指向了P3實驗室資源共享與協(xié)調的重要性，但眼下并沒有一個成熟的合作機制。

張敬仁說，盡管疾控的P3實驗室比較多，但如果借用的話，因為要承擔管理的風險，對方就不見得愿意。另一種合作方式，是與那些具備P3實驗室條件的科研團隊一起申請經費。

一個東部省份CDC的P3實驗室管理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們沒有合作的內生動力。他解釋說，作為國家一類公益事業(yè)單位，CDC的一半收入由財政撥款，另一半自己創(chuàng)收，但創(chuàng)收的上限也只限于補全這另一半，高于這個上限的收入不再屬于CDC。另一方面，P3實驗室層層高壓之下的風險權責劃定，使得疾控中心寧愿不合作，也不要出錯。

2004年的那場實驗室事故至今仍讓被疾控系統(tǒng)的人記憶猶新。當時，國家CDC病毒病預防控制所研究人員，采用未經驗證的SARS病毒滅活方法處理病毒后，在非P3實驗室內操作感染材料，以致發(fā)生SARS病毒泄漏事件，最終導致1人死亡，7人感染。該事件發(fā)生后，國家CDC的首任主任李立明自愿辭職。

“高致病性病原體的研究設施要集中去建。”徐建青等人曾向上海市政府建議，不要為了建而建，確實有重大需求的一些地方是該建，而且要建成區(qū)域共享的，規(guī)模稍微大一點，并且配套一支專業(yè)的P3、P4運營團隊與一個真正共享的機制。否則投入很大，運營的需求又很高，分散建設造成了閑置和浪費。

原江蘇省疾控中心主任汪華在接受采訪的中途接了個電話，對方希望他去參加省里面公衛(wèi)體系建設的討論，他拒絕了。“去了若干次，說了半天到現在沒有解決任何一個實際問題。全國現在一邊倒搞基礎建設，又回到2003年、2004年的光景，最關鍵的運行機制沒解決，這些有什么用?現在熱乎了都排著隊要建，至于以后利用得怎么樣誰管?”回想2003年SARS后的一幕，汪華感到，歷史是如此驚人的相似。